察举之利

两汉的举用人才制度，粲然大备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察举制度。

察举是汉代选用人才的特定名词，察举即考察举荐之意。它是由丞相、列侯、二千石（包括中央九卿及地方郡国守相）等高级官员，或者由中央派遣的特使访察其下属的人才，向皇帝推荐举送的一种制度。

察举根据时间、方法、对象和范围，可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诏举，另一类是岁举。

诏举系由皇帝下诏，根据国家所规定的对某些特殊人才的要求，具体指定一些官员进行举荐。诏举的科目很多，主要有孝悌力田、茂才异等、贤良方正等。

举孝悌力田，开始于汉惠帝四年（前191年）。所谓孝悌，系指孝顺父兄，力田，系指勤劳田亩。它要求被举荐的人“有行义闻于乡里”，“淳厚能直言通政事”，“可亲民者”。汉前期，举孝悌、力田较盛行。东汉时，则逐渐演变为帮助政府劝导乡里，教育人民、助成风化的乡官之名，与原来的意义就不甚相同了。

举茂才异等，茂才，西汉时称秀才，后来因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改称。举茂才开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前106年）。所举的范围比较广泛，凡超群逸伦、智略出众的优秀人才均在被举之列。

举贤良方正或称举贤良文学，简称举贤良。贤良方正意指博闻强识、方正有道。汉文帝二年（前178年）下诏执政，“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”。这是汉代举贤良的开端。汉武帝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“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”则是明列了察举官员的品秩、职务。举贤良到汉武帝时才加以考试，旨在甄别被举者才能的高下。

那时考试未用纸张，字就写在简策上，故称为“对策”。先由皇帝出题，诏问有关国家的治乱安危以及当前应处理的各种政策及社会问题，并鼓励直言无讳。如董仲舒举贤良文学，汉武帝问以“大道之要，至极之论”，董仲舒具策以对。武帝读后很赞赏，又提出一些问题，接连问了两次，董仲舒一一具对。这就是震烁千古的“天人三策”。

察举的另一类是岁举。它是一年一度由地方长官向中央举荐人才的制度。它与诏举不同：诏举所取的是特殊人才，系根据国家的需要，不定期举行，荐举者的资格由皇帝临时指定。后世承袭这个制度，称为制科或特科。岁举所取的是经常性的人才，每年定期举行，荐举者是地方的郡国守相。后世承袭这个制度，称为岁举、贡举或常科。诏举和岁举结合，构成了两汉时期中央和地方举用人才的主体。

岁举的科目称为“举孝廉”。举孝廉最初包括举孝和察廉两个内容。举孝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举有孝行的乡民，即前述的举孝悌；察廉则是地方长官考察能廉洁奉公的下属僚吏。

举孝廉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度中最普遍盛行的制度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前128年）“令二千石举孝廉”。正式规定郡国守相，若“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，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”，作为对二千石官吏是否忠勤于国家的考察方式之一。后又规定郡国察举孝廉的人数和具体标准。其标准有四项：一曰德行高妙、志节清白。二曰学通行修、经中博士。三曰明习法令、足以决疑、能按章覆问、文中御史。四曰刚毅多略、遭事不惑、明足决断、堪任三辅县令。显然，这样的标准与举孝廉时重在德行相比，已趋于严格化了。它既考虑到德行，也考虑到学识和行政才能，这是有益于实际政治的。

察举孝廉既成为两汉时期地方举荐人才的常制，因此许多人才从此途出身做官。

察举之弊

察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便是乡举里选，长官推荐。它固然替两汉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国家所需求的各种人才，扩大了统治者基础，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，不过，当察举制度行之既久之后，它的弊病也就日益显露出来。这种情况自东汉中期以后更加突出。综合其原因，大致上有下列三点：

一是察举者以私意取人。察举制度使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首长拥有荐举人才的权力，而取舍之间，并没有较客观的具体标准，因此举主就很容易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取人。他们常凭自己的喜怒爱憎，取一些阿谀奉承、听话、能报私恩的平凡常士作为察举的对象，此种选用不公的现象，当时人们就有尖锐的评论：“郡国举孝廉，率取年少能报私恩者，耆宿大儒，多见废弃。”

二是权贵们的请托。察举既是人们入仕的正常途径，有权势的贵族公卿就会凭借其社会地位替自己的子孙亲戚朋友请托、送贿，察举者碍于情面，畏于权势，也就不得不违心地把名额慷慨地奉送给请托者。

三是士人的钻营。郡国的察举有一定的名额，政府机构有经常的设置，官吏也有一定的常员，在求者众多的情况下，士人们为争取到被察举的资格，势必不择手段。这就影响了正常的人才选拔和吏治的清明，造成士人不务本实，唯求浮华虚声的社会风气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愈演愈烈，终于成为促成东汉灭亡的一个因素。（转载：中国组织人事报）